剛開始你還默不作聲的跟在前輩律師的旁邊，擔任紀錄、解譯法條、撰寫意見書的工作，沒隔多久，上頭帶者你出入征戰各大小會議室的將軍就放了你一個人在那兒開會，甚至你還得照顧下頭的人，你被迫發聲，並且被迫為自己的發聲的內容負責。那種壓在心口的責任感一連幾個小時的會議中你都覺得心臟怦怦怦怦。學習曲線被迫上彎的程度迫得你有時候喘不過氣來。照鏡子的時候明顯發覺嘴唇的表皮細胞變得蒼白而乾澀，原本潤紅的兩頰靠近鼻梁處的法令紋毫無生氣的加深，因為反光的關係，髮絲上有些亮白的光色。你想那是一種生命暗示你的、老去的徵兆。
如果把「你」換成「妳」那麼爭取與維持這個「職銜」的過程與「青春」的交換更加令人悵然若失。
晚上十二點多離開辦公大樓的時候高跟鞋敲打在地板上的清冷聲響，走出旋轉的玻璃門門口的保全人員跟我點頭，那是晚上倒數第二個和我有接觸的人類，倒數第三是清掃垃圾和資源回收紙的婆婆。她會問那麼一句：「那麼晚了還沒走啊。」倒數第一的是在門口排班的，稀稀落落的幾輛計程車上挺愛搭話的司機。固定的來來回回就是這麼幾輛會在這兒等。他們熟稔的知道我是從十五樓下來的。還會興奮的傳述著：「昨天那個黃律師帶著一個穿洋裝的女生坐我的車」、「楊律師的家住在景美XX山莊那邊」、「你們陳律師最近是不是在辦報紙上那個XXX的案子？」。彷彿很熟悉每個人的生活與下班時間似的，我一邊揣測他到底知道多少。
太忙了，連在辦公室的走廊與樓梯間錯身都是禮貌而拘謹的微笑，彼此的問話也是「最近在忙些什麼案子」後就陷入寥寥的寂靜當中，但是被問話者也都好好的應答，盡可能的善用短暫而零碎的招呼時間，交換一點點微光般閃爍的溫暖，似乎也可說是一種互相體諒的寬容。當然可以多花些時間到同事的辦公室裡問候或和秘書哈拉，但這意味著下班時間得從凌晨十二點延遲到凌晨兩點、三點，一分一秒都是這樣子被壓縮，得努力爭取、戰鬥、保護，回絕客戶與老闆，才能夠有這麼一點點的私人時間。
總覺得是切割著時間過日子。這工作就是這麼一回事。有時候光是這麼想像回味著那時候拼湊著的生活碎片，心跳就輕微的加速起來。（真糟糕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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